三叠纪 六

三叠纪 六
之后，我们的工作重心，真正转到了三叠纪身上。
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。
不是那种“没人管”的松散的慢，而是——事情非常多、非常杂，却没有一件是可以靠喊口号、做PPT就能推进的，那种钝刀子割肉的慢。
师兄肖邦，几乎消失在了现实世界里。
我给他发消息，十条里有八条的回复都是同一句话：
在实验室。
有时候甚至没有标点。
后来我也懒得追问了。因为我逐渐明白了一件事——当一个项目真的在往前走的时候，最核心的人，反而会最不“在线”。
大多数时候，和我们对接的是一个叫 Jessica 的女孩。
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她是行政或者项目助理。穿着简单的卫衣牛仔裤，话不多，说话前会先想一秒。
直到第二次会议，她随口纠正了我一句对实验流程的理解，语气很轻，却非常确定，甚至带着点“这都不懂”的疑惑。
那一刻我才意识到——她不是“对接人”。她是真正干活的人之一。
后来才知道，她是材料方向的博士后，被肖邦从另一个项目里死皮赖脸“借”过来的。
“借”这个词，用得很准确。
她对商业毫无兴趣，对融资进度也不关心，只在意三件事：
 * 这笔钱，什么时候能到账？
 * 到账后，能不能按实验节奏用，而不是按财报节奏用？
 * 哪些事情，现在绝对不能碰？
说话非常直接。
甚至有点……木讷。
可奇怪的是，我一点都不反感。
我发现，能这样直接地聊天，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幸福。
因为和他们聊天，不需要拐弯抹角，不需要预判对方的立场，也不需要担心一句话会被解读成三层意思。
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不行就是不行。
有一次我问 Jessica：“如果这条技术路线最后证明不行，你会怎么办？”
她想了想，很认真地回答：“那就把这条路走完，写清楚它为什么不行。”
我当时愣了一下。
她看着我，像是觉得我的反应有点奇怪：“失败本身不是问题。”她说，“没记录清楚、没搞明白为什么失败，才是浪费。”
那一刻，我忽然理解了肖邦为什么总泡在实验室。也理解了他身边为什么聚着这么多在金融语境里显得“迟钝”的人。
他们不是慢。
他们只是不接受被催熟。
林曼这段时间，反而很少出现在我们这条具体的业务线上。
她把大部分精力，都投进了最棘手的资金问题里。
这种风险极大的硬科技投资，真正难的，从来不是判断方向。
而是——你要让谁，愿意把大笔的钱放在一个短期内看不见回报、甚至连个性感的故事都讲不出来的地方。
这不是我能帮得上忙的领域。
我很清楚这一点。我不擅长说服那些老谋深算的LP，也不擅长在复杂的机构利益结构里穿行。
我能做的，只是把事情本身，尽量整理得清楚、真实、可被理解。
所以我留在了三叠纪这边。
整理实验记录，对接技术节点，把那些在实验室里被默认“显而易见”的逻辑，翻译成一个外行至少能看懂的版本。
不是为了忽悠融资。
而是为了——当有人终于愿意认真问一句“你们到底在做什么”时，我们有准确的答案。
有时候我会在深夜，看着 Jessica 发来的实验更新，一行一行地看。
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措辞，只有“成功”、“失败”、“需复现”、“待验证”。
但我从不觉得枯燥。
反而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。
因为在这条线里，没有人在画饼，没有人假装已经看见了未来。大家只是站在各自的位置上，把眼前那一小块地，一点一点踩实。
而这件事，在我进入金融行业之后，反而变成了一种极其稀缺的奢侈品。
某天傍晚，窗外的天色正往深蓝里沉。
我还在看 Jessica 刚发来的实验记录，屏幕上的“需复现”标红了一整排，手机忽然震了一下。
林曼发来的微信：
下楼，跟我去个酒会。换身衣服。
我愣了一下，回了个问号。
她很快又补了一句，像是在交代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事项：
永利地产那位老板。找算命先生算完，说要“做点贡献，发展民生”。对三叠纪很有兴趣，意向很强。
有个问题——人有点好色，指名要我去舞会聊。
你跟着我，帮我挡一挡。
我盯着这几行字，看了两秒。
然后敲了三个字回去：
我懂了。
不是“我愿意”，也不是“我可以”。
是我懂了。
半小时后，我在公司楼下看到林曼。
她已经换了衣服。不是那种露肤度高的晚礼服，而是一身剪裁很干净、质感极佳的深色裙装，外面搭了件风衣，头发简单挽起。
那种感觉很微妙——不是刻意展示女性魅力，而是让人没办法轻视的职业感。
她扫了我一眼。
“你这身，”她说，“还行。”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深灰色西装，规矩，没什么存在感，正合适。
“规则简单。”她一边往车里走，一边低声说，“今晚你有三个身份。”
“第一，项目里最懂技术的年轻人，书呆子一点也没关系。”
“第二，对我很敬重、但不依附的同事。”
“第三，”她停顿了一下，“如果气氛不对，你就是那个随时能把话题拉回‘正事’的人。”
我点头。
“还有一条，”她补充，“不逞能。”
我笑了下：“放心，我负责尴尬，不负责当英雄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很轻地勾了一下。
酒会在市中心一家老牌酒店的宴会厅。
灯光偏暗，爵士乐不大，空气里是香水、雪茄和酒精混在一起的味道。那种地方，一走进去就能感觉到——这里不谈“对错”，只谈分寸和利益。
永利地产的老板，很快就出现了。
五十多岁，保养得不错，笑容很热情，眼神却在林曼身上停留得有点久。见到她的第一句话，就带着那种过分熟稔的、让人不适的亲近感。
我自然地往前半步，站在她侧前的位置，恰好挡住了一部分视线。
“这位是？”老板看向我，眼神有些被打断的不悦。
“我们项目的核心骨干。”林曼语气平稳，“主要负责技术评估和落地。”
我伸出手，笑得很礼貌：“您好，我是许清风。”
老板和我握手，力道不轻，带着点试探。
“年轻啊。”他说，“现在做投资，还是得你们这些年轻人冲在前面。”
我顺着他的话接下去，语气诚恳得近乎木讷：“是的，我们主要是听项目的人讲，尽量不添乱，把技术逻辑理清楚。”
这句话一出来，那种“技术宅”的人设就立住了。他明显愣了一下，不是所有人，都习惯在酒会上听到这么实在的话。
林曼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后半段聊天，很自然地往“民生”、“科技”、“国家发展”那条宏大叙事的线滑。
老板说得多，讲情怀，也讲责任，当然也讲自己怎么怎么不容易。
我负责在几个关键节点，把话题往具体而枯燥的问题上拉：
“您更关注哪一类应用场景的落地？”
“如果研发周期是五年，您能接受中间没有任何利好消息吗？”
“技术团队的独立性，您这边怎么看？”
这些问题，不尖锐，但很占时间。
也很消耗那种暧昧不明的气氛。
林曼大多时候只是听，偶尔补一句专业的判断，把话压回理性层面。
几次老板想把话题拉向“私人”，都被我很自然地接走了。
不是硬挡，而是——不给空隙。
舞会开始的时候，老板果然发出了邀请，手伸向林曼：“林总，跳支舞？”
她还没开口，我先一步笑着说，语气里充满了求知欲：
“林总，这舞您可以跳，不过在那之前我能不能先请教赵总一个事？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地产+科技的结合案例，我没太听懂其中的逻辑……”
老板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林曼。
那一刻，我能感觉到他的不耐烦。
但也只能压下去。因为这是一个——在公共场合，为了展示格局，不能发作的不耐烦。
林曼顺势点头，神色自然：“那我也听听。清风这孩子比较轴，赵总您别见怪。”
她没有拒绝，也没有迎合。
只是把场合，从“舞池前奏”，重新定义回了“业务探讨”。
回程的车上，夜已经很深了。
林曼靠在后排座椅上，闭了会儿眼睛。
“今天处理得不错。”她忽然说。
我没接这句夸奖，只问了一句：
“这个钱，我们真的要吗？”
她睁开眼，看着窗外的霓虹流光。
“要不要，是下一步尽调之后的事。”她说，“今晚的目标只有一个——别让项目，被当成这种无聊社交的交换条件。”
我点头。
车里安静下来。
过了一会儿，她像是随口说了一句：
“刚才那种场合，你要记住一件事。”
“真正的风险，不是他好色。”
“而是——他以为那是他付钱后，天然拥有的权力。”
我没有说话。
因为我很清楚——她今晚让我跟着来，不是为了保护她。她在这种场合身经百战，不需要一个下属来保护。
她是为了确保——这笔钱如果进来，是站在一条还没被污染的、干净的商业逻辑线上。
车窗外的灯一盏盏掠过。
我忽然意识到，我今晚做的事情，和在实验室里对着“需复现”的那一刻，本质上是一样的。
都是在同一件事上，替时间和边界，多守一会儿。
“值得吗？”
我看着她的侧脸问她。
她喝了不少红酒，脸颊有些微红，眼神却并不迷离。而我是那种喝了酒反而脸发白的类型。
“在这条线上，不逃跑，也不沉沦，最后所有人都觉得你不是一路人，值得吗？”
车里很安静。
不是那种刻意的安静，而是酒精慢慢退下去、情绪开始显形时的那种空白。路灯一盏一盏从她的侧脸掠过去，把那点红晕照得忽明忽暗。
她没有立刻回答我。
先是轻轻呼了一口气，像是在把刚才那个场合彻底放下。然后她才转过头，看了我一眼。
“你这个问题，”她说，“问得很认真。”
我点头，没有笑。
“不是因为今晚。”我补了一句，“是因为这条线，我想知道答案。”
她靠回座椅，目光重新落回窗外。
“你说的那个状态，”她慢慢开口，“不逃跑，也不沉沦，最后谁都觉得你不是一路人。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我太熟了。”
这三个字，说得很轻，却很重。
“你会被投机的人觉得太慢，被理想主义的人觉得不够纯，被聪明人觉得不划算，被现实主义的人觉得不识趣。”
“你走在中间，”她说，“但中间这条路，是最没有掌声的。”
车子在红灯前停下，车厢里映出我们两个人的影子。
“那你为什么还走？”我问。
她这次回答得很快。
“因为我试过别的。”
她转过头，看着我，眼神很直。
“我试过逃跑。”
“也试过沉沦。”
“逃跑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轻松，但也越来越空。”
“沉沦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顺，但每一步都在消耗我对自己的信任。”
她笑了一下，很淡，带着点自嘲。
“后来我意识到，这两种路，都会让我后悔。”
我没说话，静静地听着。
“你刚才问值不值得。”她继续说，“这个问题本身，就说明你已经知道答案的大概形状了。”
“你不是在算收益率。”
“你是在问——这种选择，会不会把人慢慢孤立死。”
我心里一紧。
她看出来了。
“会。”她很坦然地说。
“真的会。”
“你会越来越少被邀请，越来越多被绕开。有些人会尊重你，但不会跟你站在一起，因为跟你站在一起太累。”
“但有一件事，”她语气低了下来，“他们拿不走。”
“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不会需要反复给自己编理由，去解释你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”
车子重新启动。
“所以值不值得，”她最后说，“要看你想保住什么。”
她侧过头，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醉意，只有一种很清楚的判断：
“如果你想保住的是位置、圈子、速度——那不值得。”
“如果你想保住的是——当你站在某个场合，别人逼你表态时，你还能认得出自己为什么站在那里。”
她停顿了一下。
“那就值得。”
我看着她的侧脸，突然意识到一件事——
她之所以走在这条线上，并不是因为她不怕被孤立。
而是因为她已经很清楚，有些孤立，比随波逐流要轻得多。
车窗外，城市依旧明亮。
而我在那一刻，忽然明白了——这个问题，其实并不是在问她。而是在问我自己。
值不值得，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答案。
是你愿不愿意，为这种“不是一路人”，承担它该有的后果。
“曼姐。”
这句话平时我绝不会说出来，也许是受了酒精的影响，也许是因为今晚的月色太凉，我脱口而出：
“以后这条线上，你就不会只是一个人了。”
那句话出来的一瞬间，车里是真的静了。
不是因为越界，而是因为它太直了。
直得不像一句职场社交语言，也不像一句虚无的承诺，更像是一种——在酒精稍微松开理性之后，从心里掉出来的、硬邦邦的判断。
林曼没有马上转头看我。
她的目光仍然落在窗外，霓虹灯在她的眼角一闪一闪。她的呼吸似乎比刚才慢了一点。
过了几秒，她才轻声开口。
“你知道你这句话，”她说，“如果换个场合、换种关系，说出来会很危险吗？”
我点头。
“知道。”
“所以平时我不会说。”
她终于转过头，看了我一眼。
那一眼，没有警惕，也没有回避。只有一种很清晰的、成熟的确认。
“那你现在说出来，”她问，“是因为酒精？”
我想了想，摇头。
“酒精只是让我没再把它按回去。”我说，“这句话本来就在那儿。”
她没有立刻接。
车子驶过一段没有路灯的路，车厢里暗了一小会儿，只有仪表盘发出的微光。
“清风。”她忽然叫我名字。
不是“你”，也不是“许清风”，是那种不带职级的前缀。
“你要明白一件事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是怕一个人走。”
“我怕的是——有人为了陪我走，把自己放在一个他以后可能会怨恨的位置上。”
这句话，比任何拒绝都要重。
我没有反驳，只是很认真地回答：
“我不是陪你走。”
“我是走到这里，刚好发现你也在。”
她沉默了很久。
久到我能清楚地听见车轮压过路面的声音。
“你这句话，”她终于说，“比刚才那句，更让我警惕。”
我笑了一下：“因为听起来不像冲动。”
“对。”她点头，“不像。”
她靠回座椅，目光重新变得平稳。
“那我也把话说清楚。”她说，“这条线，我不会拉任何人进来。”
“但如果有人，在完全知道它不好走、不好看、不一定有结果的情况下，还站在这里——”
她停了一下，声音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度。
“那他不是陪我。”
“是我愿意，和他并肩走一段。”
车里再次安静下来。
这一次，安静里没有紧绷。
“所以你刚才那句话，”她补了一句，“我不当承诺听。”
“我当——一个成年人，对自己选择的确认。”
我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车窗外的灯一盏一盏往后退，像时间在缓慢倒流。
那一刻，我很清楚——
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出任何暧昧的东西。
只是少了一层“如果你孤独，那是你的事”的距离。
多了一层“如果你清醒地站在这里，那我看见你了”的确认。
这已经足够。
酒精会散，夜会过去。
但有些话，一旦被说出口，并不是为了让对方接住。
而是为了让自己知道——你不是在无意识地，把自己推向那条路。
而是清醒地，选择了站在那里。